上海摩登与复旦自由（下）

首先要就我的拖稿致歉，以及由于时间太久，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前两篇。

六、尾声：再政治化时代的尴尬

前文已经叙及，“自由而无用的灵魂”这一提法在复旦校内最为高光的时刻，就是2011年的毕业典礼上杨玉良校长的引用，这一类似于“官方背书”的时刻让这种表达从一种想象中的学生风貌气质变为了身份似乎有所抬高的“民间校训”。而这一表达本身就是暧昧的，因为“校训”通常涵盖着较强的非“民间”性（某top2大学不设固定校训也有想要彰显其某种氛围的原因）。将“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冠以“民间校训”之名，似乎预示了它无论看上去多么“民间”，都需要一个来自强力的“认定”，而既然这个强力有进行“认定”的权力，当然也就有取消它或至少是压抑它的权力，许多新变化的可能，恰恰内在于它最高光的时刻之中。

大约两年多以来，“自由而无用”的相关提法在官方的各种表述中悄然消失，就切身的经验而言，我也听到不止一位校内行政系统的老师或干部、不止一位辅导员说过：“现在已经不适合提「自由而无用」了，尤其不适合把它和「复旦精神」绑定。”我还曾追问过：“为什么呢？”不同人的答案虽然不同，但大概无非是同样的意思：“大领导不喜欢”或“大环境不适合”（这两个答案既有一致性又各有独立性）。这时候我又会接着问：“那现在复旦精神应该提什么呢？”得到的回答则是：“团结服务牺牲。”

我们在前文中曾经略为梳理过，“团结服务牺牲”所标识的“革命复旦”，在“去政治化的政治”时代已经渐渐显得不合时宜而被悬置了；“自由复旦”成为了复旦学生对自己、外界对复旦的新的主流想象。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今天我们仿佛看到“自由复旦”也面临着过去“革命复旦”曾面临的尴尬命运；而后者的标识至少在话语上却重新浮现为了重点。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是否意味着一种新的转变？这个转变是要重新回到“革命复旦”传统的简单历史循环吗？它们的不同在哪里？这个转变的过程会是顺滑的吗？

这场转变的一次或许已经被人遗忘的表征，就浮现在2019年复旦学生的身边。发生在6月份的一次两位复旦学者的“隔空对话”，向我们诉说了许多意味深长信息，在转变的关口上，坚守“自由复旦”的意识形态和即将取代它的新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次显见的碰撞。

6月17日，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毕业典礼上，院长曲卫国教授致辞。在前文已经提及的“大环境”和“大领导”都已经显得不再友好的情况下，曲卫国老师坚持以“自由而无用”作为自己致辞的核心主题。他开宗明义，指出（本篇浅灰色字均为引文）：“自由只能是个体独立意志和思想的体现。现在太多的集体绑架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竟浑然不知freedom of后面的名词被换成了复数。”在表达自己之“坚守”的同时，显然也意有所指。随后，曲老师说自己“这几年开始讨厌起文化差异的假设了”，因为这有可能导向“族裔-民粹”的漩涡；他又很直白地表达了对近年来国内对某些过于抬高孔子/传统文化行为的不满，认为“如果我们是真心认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几千年前的思想或者一两百年前的思想怎么可能适合今天的社会？许多人口口声声地说厉害了我的国，但如果我们真的厉害了，为什么还要靠几千年前没有微信的孔子来指导我们今天的实践？”通过这些论述，曲老师想告诉学生们的是：“我们的思想其实常常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自由。在繁杂思潮的影响、无耻强力的压迫和各种利益的诱惑的夹击下，捍卫自己的思想自由变得非常困难。”

那么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曲老师认为这就是“无用”发挥作用的时候了，“自由的前提是无用”，将无用解为“它是康德坚持的人非工具而是自身目的的意思。”更进一步总结道：“读书坚持自由而无用，这就意味着我们读书不是为了用于他人所规定的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独立的生命体验。读书不是为了寻找他人给出的答案，而是为了自己能有更大的思想自由。”

在致辞最后阶段，曲老师为同学们讲述了某一特殊历史时期，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的遭遇。并画龙点睛地提出：“自由不是靠施舍获得，它靠的是我们的意志。”这句话和曲老师引述的潘光旦先生的另一句话——“自由教育下的自我只是自我，自我是自我的，不是家族的、阶级的、国家的、种族的、宗教的、党派的、职业的。”——显而易见是曲老师这篇致辞想要表达的核心。

不难看出，这不是一篇由于院长身份而敷衍塞责的毕业致辞，曲卫国老师的认真是我们应当肯定的。但有趣的是，和8年前杨玉良校长在毕业致辞上所论述的“自由而无用”作一对比，曲老师版“自由而无用”明显要“有用”得多。杨校长说无用是对现实功利的有意疏离和无用之用，而曲老师整个的致辞中，即使是“无用”，也显然是有一个很具现实感的“靶子”的；更明显的是，曲老师几乎通篇都在以驳论（驳谁？）的方式表明自己的观点。

我们记得，通过追述历史来勾连现实的部分被放在曲老师致辞最高潮的部分。这部分的焦点放在某个时期的一位老先生身上，关于那段时期“自由学者”们的遭遇，我们听得已经很多了，不必原文摘录大家也可以想见其情状。但在曲老师的叙述中具有独创性的是他对那个时期一个青年群体的表述：“这些红卫兵和你们一样的年纪，其中有不少是饱学的高才生。 悲催的是，失去独立意志的红卫兵学生为他人所用，博学睿智的他们堕落成了打砸抢的罪恶实施者。”正是这段含义丰富的表述使历史事件“照进”了（至少是曲老师眼中的）今天的现实。

从曲老师的致辞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曲老师总体坚持偏向自由主义的立场，重视“自由”和捍卫自由的权利，尊重“个体”，尤其是不被任何集体捆绑的纯之又纯的个体；2、曲老师觉得他所重视的东西正在被许多其他杂多的力量所威胁，这些力量是什么，他明说的有“族裔-民粹”主义者/过分宣扬孔子（传统文化）的人（在曲老师眼中这应该是一种人），他没明说的则讲了当代史上的一段往事；3、曲老师明确指出，获得自由要依靠我们自己的意志而不能指望施舍。

如果大家还没有忘记在本文第四节中我们对“再政治化的政治”时期的简单描述，应当更容易理解曲老师如上三个观点（尤其第二点）的具体背景。如果我们说，曲老师通篇的驳论和文本结构中留出的“空缺靶位”指向的是再政治化时代越发强势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恐怕并不是妄下断语。

曲老师不愧具有一个学者的敏锐，他准确地识别出了两点：1、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已经隐然成为了当下舆论环境的主导，这背后当然是有某种有意识的强力在助推的；2、但这又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权力运作问题，可怕的不是谁憋着坏搞思想砖志，可怕的是我们一个个民众（曲老师的语境下主要是学生/知识分子）由于多种原因形成的某种自发性民族主义心态被权力捕捉，并有意识地“扩音”而形成加大音量的循环了。——也正是因为这第二个原因，曲老师在强调某段历史的时候用自己的话重新表述了那个青年群体。

但可能有点不礼貌地说，曲老师的判断在我看来同时存在着两个值得商榷的地方：1、回顾某段历史当然应该被理解为“指桑骂槐”的办法，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但这样的处理一方面过于对象化了历史上的那个年代，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让人陷入历史是不是在今天简单循环的迷思。2、曲老师主张的“不被任何集体捆绑的纯之又纯的个体”的现实意义究竟有多大？

第一个问题我们容后再谈。第二个问题显然是更容易人言言殊的，就在曲卫国老师发表致辞的两天之后，6月19日，共青团复旦大学委员会下属的校园媒体《复旦青年》在公众号上刊登了国务学院沈逸副教授的一篇短文：《为安放自由而无用的灵魂而努力》。

沈逸老师提供了一种与曲老师不同的对“自由而无用的灵魂”的理解，并且就事论事，极有风度；而我们无知后学不揣冒昧，不仅直接谈了曲老师的致辞，恐怕还要再正面谈谈沈老师的文章。但无论对哪篇文章，我们都不会做抽象的“好”或“坏”的价值判断，我们希望进入文本表达的内部和产生文本的外部环境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做出有立场的但力求客观的分析，这一点希望是为大家所共见的。

沈老师的文章中，一方面承认了复旦“自由而无用”的“传统”，也指出了这和上海这座城市的共生关系。（尽管他也有意或无意地误认了这是“近现代以来的”上海传统，我们曾在本文第二、三节澄清过这一认识。）但另一方面，沈逸老师着重指出：“自由”在“国家命运动荡”或衣食住行不能保障的情况下，该如何被认识？而关于“纯粹个体”的命题，沈老师说：“这其实是客观的必然：作为个体的人，从希腊城邦到现在，注定都得生活在某种集体之中；无论是个体如何追求自由，乃至回避甚至是逃避集体的存在，但集体的处境，始终是个体命运的外部硬约束条件。如果将对自由而无用的追求变成了某种具象时空下的执念，收获的恐怕就不止是个体的幽怨了，甚或可能是集体的悲哀。这通常就意味着不同形式的悲剧。”

在提出“集体安全”的命题之后，沈老师也越发单刀直入，将自己在文中所说的一个较大范畴“集体”悄无声息地缩小为“国家”。（这是论证中一个重要的跳跃，在逻辑上，“国家”显然是“集体”这个大集合的一个真子集。）他很具体地说：“对那些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进入现代化进程的所谓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更是如此，找到自己的定位，除非首先改变国家的命运，除非让所在的集体先真正能够进入安全而自由的状态，否则，普遍意义上的个体自由，多数情况下，只能以某种尴尬而窘迫的状态存在着。”随后沈老师发挥专业特长，讲了几句与中美贸易战有关的时政，为自己的论证做事实依据，并含蓄地点明：“如果刻意的用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作为标签，与大众切割，与国家切割，与时代切割，恐怕，也未必真就是一种诗意的校园精神应该有的样子了。”最后沈老师借用了一个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的概念，为我们许下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对自由的追求，是人的天性；在具体的时空环境下，需要为消除异化而回归人的本质去努力，而到了那时，真正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才会无需仅仅拘泥于在思想的空间放飞，适合这种灵魂诗意栖居的空间，也才会真正的实现。”并鼓励青年们“投入这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为安放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努力奋斗”。

很明显，通过我们刚才指出的那个重要的逻辑跳跃，沈老师的这篇文章，从头到尾使用的，正是我们之前不断叙及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话语。读者或许还记得，在曲老师致辞文本中留存的一个“驳论”对象，经过我们上文的分析，应当是某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但曲老师对纯粹个体之绝对自由的执著，却反过来让自己的“靶子”抓住了自己的“空子”，一次甘冒一定风险的大胆致辞所引发的讨论，最终还是被沈老师一篇仅仅千余字的文章拉回了“国家”概念中，将“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与“为国奋斗”（至少文本上）成功沟通起来了。这样的结果既是沈老师在政治领域的专业之处，又不得不说构成了一种反讽的效果——你冒了一定风险去反对一种强大叙事，最后对方三言两语，反而把你拉进了他的叙事中，于是一切安好，甚至比原先更为安好。

但我们却要称赞沈逸老师的是，他的敏锐不亚于曲卫国老师。曲老师敏锐地发现了政治力量与民众自发性形成了共同作用；而在沈逸老师的文本逻辑中，或许是无意地为我们指出了处于去政治化想象的曲老师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问题——目前的政治情况，无论曲老师是否满意，都是由曲老师选择的那种“自由而无用”所几乎是必然会催生的结果。

这个逻辑非常简单：“去政治化的政治”告诉我们的核心思想是，咱们现在不要提任何有关“解放”话题的政治了，一律“不争论”，把主要精力放在怎么让大家过上好日子的问题上。这样一个转变的实质就是相信全球化的“自由”资本市场是万能的，要让它“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产生曲卫国老师那种“绝对自由的纯洁个体”想象。然而只要坚持这个想象，沈老师的质问就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现在大家的好日子受到威胁了，有的国家不想讲贸易自由了，我们中国现在是国际资本市场中贸易自由的有力维护者，不顶住某些逆流而动的国家的压力，你上哪过好日子，上哪自由而无用？”于是一切就都顺理成章了，政府作为大家的保卫者，也自然随时可以进行类似于阿甘本意义上“例外状态”的操作，并要求“想过好日子”的大家“一起努力”，况且不少群众的声音还在高声支持。这样一来，我们还能说，沈逸老师的理论贡献仅仅是“在文本上”沟通了“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和“为国奋斗”吗？事实上他敏锐地发现并勾出了二者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更进一步讲，他勾出了“去政治化的政治”和“再政治化的政治”之间的本质联系：后者恰是前者的必然结果。

因此，虽然在文本上，二位老师的观点看起来南辕北辙，然而我们要说，沈老师以一种扎实的、必然的方式实现了曲老师的理想，尽管这实现的结果曲老师自己不一定喜闻乐见。然而对曲老师来说这是一个死局：要过好日子、自由而无用，那就必然会导向需要有人保卫这种相对舒适的环境而进入沈老师的逻辑；然而让大家自己去寻求“解放”对于曲老师来说是更加不可能接受的——尽管他在致辞中明确希望大家不等“施舍”而拿出自己的“意志”——但事实上曲老师对什么样的“意志”以及如何行动必然是很挑剔的，不然搞成了某段人人谈“解放”的历史时期潘光旦先生的处境，显然是曲老师最最最不能接受的。而这种对“意志”与行动方向的挑剔同样必然导向：那就需要有稳妥的人替“庸众”来保卫集体的逻辑。于是沈老师又施施然出现了：“稳妥的人不是已经在保卫了吗？你们知识分子要看清大局，不要乱嚷嚷扰乱军心！毕竟，又有哪个灵魂能在这场景下真正自由得起来，又有哪个能真正好意思的在这样波澜壮阔的时代去坚持小布尔乔亚的浪漫呢？”

可见，沈老师观点的稳固性，恐怕不仅仅在于他占据了当前政治环境下的“不败之地”，也同样在于曲老师与沈老师本就共享着同一套逻辑，只不过沈老师把“去政治化”中的“政治”明确地提炼出来并成功地“再政治化”了而已。（属实人才，真心夸一下。）而曲老师虽然指出了与政治力量相配合的一些自发性，但他最终还是认为这种自发性是因为没有守住“无用”以保卫“自由”，因此还是被某种“无耻强力”所利用的自发性，他没有意识到包括他在内的看似“自由而无用”的诉求，最终都在呼唤着再政治化的图景一统天下。

经过长篇大论的啰嗦分析，我们此刻或许可以对复旦和上海的变化历程做一回顾。

复旦在革命时期走在前列，这是指向革命的“团结服务牺牲”的传统；复旦在去政治化时期走在前列，这是上海作为改革开放桥头堡，打造香港型甚至纽约型城市的文化副产品；复旦在再政治化时期略显尴尬，体现的是去政治化浪潮中的弄潮儿在新的政治浪潮中还未能完全适应的现象。质言之，则是“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叙事和以政治化面貌出现的民族主义叙事两者本身就有些许不兼容之处，粗略地讲是资本文化和带有政治强力的“主旋律文化”，他们在上一个历史时期（“去”的时期）形成共谋，在崭新的历史时期（“再”的时期）依然想要这样做，目前的复旦尴尬正是这种转型期的一个阵痛显现。

但可以料想的是，虽然伴随着一些轻微的尴尬，在一种或许是“上下一德”的强有力的推动下，复旦的再政治化也必然会完成并且是极为出色地完成——这是“复旦”这个符号在今天中国的政治地位所保证的，同时也是沈老师为我们所论证的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之间的必然联系所决定的。

让我们再回到本文的缘起——9月6日晚上大型亮灯的外滩花旗大厦。在“最贵广告屏”的宣传下，当时有同学指责：“自己校内的基建尚由于处处缺钱而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下，靡费巨资去外滩打广告是否合适？”随后就有极爱校的同学出来辩白，并且是不无骄傲地：“这次外滩亮灯是免费的，以复旦的面子还不至于在外滩花钱打广告呢！”于是“基建论”者似乎也就无话可说了。

然而经过上文的分析后我们回望，这件事最具有症候意义的地方，不就在其“免费”（依靠政治影响力）吗？在“花旗大厦”这样一个满载着资本意涵的“世界最贵广告屏”“免费”亮灯，本身不就是新时期资本力量与政治强力进行共谋的一次肉身显现吗？

然而刚才说的以“免费”为豪的爱校同学，同时却有可能是“自由而无用的灵魂”的忠实信仰者。令人惊异的是，为什么会有同学甚至学者梦想着，一方面依靠政治强力保持着复旦（因而也是复旦师生）的相对优越地位，另一方面这种强力却又不许侵犯在“自由市场”环境下为他们提供的“自由空间”呢？

此刻我们再回头思考这个问题：再政治化的政治究竟是阶级革命政治重现的简单循环呢，还是去政治化的政治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呢？它究竟是像“指桑骂槐”方式所指认的对革命传统的接续，还是国家主导的资本市场多年发展的客观需要所导致的对去政治化时期的延续？

答案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七、尾声之后：我们的选择？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的一点是：我们没有“不政治”的选择。无论本文所述的阶级革命政治、去政治化的政治还是再政治化的政治，其共同点就是中心词都落在“政治”。在这一点上诚如沈逸老师所说，我们每个个体都在种种集体之中，是逃不掉政治的。

那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怎么办呢？

让我们来看看摆在面前的选项。

显而易见的是，去政治化的政治不但不可持续，而且正在以可感知的速度解体。这种解体，一部分是由于大家所习惯于怪罪的某种强力，但更重要的一部分或许是大家所常常忽视而曲卫国老师敏锐点出的：我们的自发配合。但这背后也是有具体的社会经济原因——中国崛起以及它所导致的一部分红利是近三十年来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参数。在这样的大背景和政府的有意规划下，在大家对“解放政治”的回避与遗忘下，以民族主义话语为特征的再政治化的政治取得胜利，是可以预见的事情。正如曲卫国老师自己也在致辞中说的：“我的心情一年比一年沉重。”不难想象，在曲卫国老师致辞逻辑的延长线上，他的心情还将继续沉重下去，并且越来越沉重——尽管如我们上文所说，他的逻辑延长线事实上是胜利了，胜利到了把他本人都甩在身后的地步。

而再政治化的政治和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显而易见的是，它想要调动我们。沈逸老师文章的结尾直白地呼吁大家“投入这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为安放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努力奋斗吧。”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显然非常政治正确、利国利民、利人利己的很难拒绝的邀请。

但它真的如此简单吗？我们在第六节点出，沈老师有意无意地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范畴缩小，将“集体”缩小为“国家”，并且很具体地落实在了要和某些似乎在处处针对着我们的强国竞争的“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进入现代化进程的所谓后发现代化国家”。（讲四十年代而非八十年代进入现代化，体现了“两个三十年相互不否定”的精神，简单一个数字就是一个沈老师对政治吃得很透的细节，再夸一次。）

这个范围缩小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或许可以引入一则新的材料来帮助理解：马云在谈996问题的时候所提出的“福报论”。马首富当时说，996是否违法，自有法律上的规定；但青年人该在工作岗位上努力奋斗，有错吗？想想建国以来以“两弹元勋”为代表的科学家们，年轻人不该努力吗？再想想没机会996的失业大军们，有机会加班努力的年轻人难道不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报吗？

表面上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我们却可以从马首富和沈老师的言论中辨识出一种共同的逻辑：它们宣扬某种特定的努力、奋斗、集体、“团结服务牺牲”，并把它说成是唯一的可能。

简单举几个“集体安全”的反例。诚如沈老师所说，我们都是“中国人”这个集体，在“美国恶意挑起的贸易战”背景下，自然是“不安全”的。但有很多人处于“流水线工人”这一集体，他们的劳动权益甚至生命安全缺乏必要的保护、每天被不断地剥削剩余价值，他们是不是也是“不安全”的呢？还有很多人处于“白领”或更狭小更典型的“程序员”这个集体，他们每天被或软或硬地逼迫着996掏空身体，到35岁左右可能面临着一刀切裁员的境况，他们是不是也处在某种“不安全”之中？还有人属于“小摊小贩”的集体，在上海这样的城市摆摊或经营小店，就很“安全”吗？（或许大家还没忘记北区一条街、文图黑料街、东区郑成饶等人。）一些更多的集体，比如“尚仿户”、某些维权者、少数民族、女性、性少数群体等，其“安全”性更不必说也不合适于说了吧。

在不同的具体情势下，如何维护自己处于哪一个集体的安全，显然是一件很多元很具体的事情，“中国人”、“同性恋”、“程序员”、“医生”等集体，哪个离我们更切近，也是在具体情势下有所不同的吧？而沈老师或许是无意的一次将“集体”范畴的缩小，却很鲜明地指向了自己文章结尾的极有力量又极政治正确的“召唤”。可是我们要思考的是，那种召唤是唯一的、放之四海皆准的、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的情况吗，是我们唯一能想象的可能吗？

论述至此，我们还剩下什么选择呢？

需要澄清的一点是，笔者的自我身份体认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这篇文章的目的绝不是写成一篇“神社”来为任何一段历史进行一次“招魂”——客观上这也不可能。

我们的拙见是，立足于今天的社会结构和具体情势下，我们在以上诸种政治发展的脉络之后，能否发现、能否想象、能否开拓出其他的可能呢？而这或许要求着我们在已经被湮没被遗忘的历史之中重新发现一些失落的视野，任何一个具体时代都是不可能“魂兮归来”的，但重新拾起某些视角，或许对当前的景况是更加具有解释力的。

回想对“自由而无用”极度忠诚的曲卫国老师，最终逻辑的延长线如此顺滑地被沈逸老师稳稳接过，问题出在哪里呢？在我们看来，或许是对“解放政治”之可能的某种原初压抑——有的思路一开始就被排除在选项外了，于是只能“心情一年比一年沉重”。——我们今天真的不需要在任何意义上想象“解放政治”吗？所有的“解放政治”之可能最终都仅仅只是清华园里潘光旦先生的图景吗？这些问题或许是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

旧的答案已经被时代封存或否定，新的答案只能由我们自身作为主体在实践中书写，而需要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往往在于，什么样的实践呢？

下篇参考文献：

曲卫国老师的致辞

沈逸老师的文章

对任何人及任何观点绝无恶意，并感谢他们对我的启发。